保持贵族阶层的存在与规模，封授新贵族也是都铎诸王实施的必要措施。按照英国传统，世 俗贵族的爵位和封号一般不可随意转让出售，但国王出于多方考虑大多会适量增补。十四五世纪 时，诸多因素使得英国每25年间就约有超过1／4的贵族家族消亡，玫瑰战争又加速了这一消亡过 程，到16世纪早期，贵族集团的更新已势在必行。封赐爵位、封号就成为都铎诸王拉拢新兴阶层、 增加财政收入和保证贵族群体规模的必要手段，但他们在封授问题上极为审慎，不再强调其军事价 值，反以限制人数、削弱世俗贵族实力和加强王权为最终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贵族尤其是传统世家 实力萎缩，而具有一定资产阶级精神的新兴阶层在政治和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却日益重要。亨利七世 时放任世家贵族自然减员，且很少封授新贵，至1509年，贵族人数由1485年的55名已缩减到42 名。亨利八世继位后，1529年时贵族人数恢复到55名左右。后因宗教改革一度加大了封授新贵 的力度，但至1547年他去世时，贵族数量仍大体维持原有规模，只比他即位时多了9个。伊丽莎白 一世在位45年一共才封授了18个大贵族，其中13人还是恢复已有爵位家族或重新认可新继承者， 新封授者仅5人，其中3人是女王亲属，只有2人是由骑士等级晋升上来的新人。1573—1603年间， 女王除批准威洛比勋爵继承其母爵位和将霍华德勋爵提升为伯爵外，新封授者仅1人。由此可见 都铎诸王在封爵问题上的审慎严苛。再加上世家贵族因缺乏男性继承人的家族绝嗣，多数新受封者 的空有虚名而无实权，整个都铎一朝世俗贵族阶层的人数和用武之地有限，传统军事价值失势，更多 的失去爵位或空有爵位而无上院出席权的世俗贵族被迫在社会其他领域另谋出路。 都铎政府的贵族阶层“改组”政策直接导致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而等级和价 值观念的变化又加深了世俗贵族的职能非军事化和多样化。从16世纪时的文献和著作分析中可 知，当时的社会已脱离了中世纪那种“教士祈祷、贵族(骑士)作战、其他人劳动”的观念，军事的重要 性开始让位于经济发展，国家政策的重点也相应转变，贵族阶层已不再是王权依凭的唯一支柱。这 直接导致“贵族”成为一种身份象征而非之前所代表的军事意义。尽管家世出身的等级观念依然存 在，但财富的攫取和政治权力的竞逐比起“祈祷”和“作战”义务的“本职”对获得并保持“贵族”地位 更为重要，财富已成为社会价值体系中新的宠儿。新兴阶层尤其是乡绅阶层政治、经济实力迅速增 长，其注重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念开始盛行，财富、权力地位和生活方式渐成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志。 新崛起的家族像莱奥斯利家族、斯潘塞家族等也受其影响以此为鉴。当时的社会甚至将拥有相当 地产与社会地位的五级封爵者、骑士、从骑士和士绅列入同一等级中，贵族身份此时成为一种带来更 多财富和权力契机的凭证。乡绅之下的阶层及乡绅等新兴势力以“士绅、从骑士、骑士到五级封爵 者”这一序列逐步跻身贵族行列，目的就在于此。另外，都铎后期官僚机构的运行靠一套不支付工资 的官僚机制，部分世俗贵族从政更多地是靠“业余参与精神”而非以此为生，也折射出了军事重要性 让位于政治经济、贵族身份成为荣誉标签这一点。而且不以政治为生的特性使世俗贵族更易接受 以市场为谋利原则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他们之后与新型资产阶级能达成妥协的契合点。由此可 见，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和新兴力量的崛起冲击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立国”和“军事贵族为执政之 基”的观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都铎时期世俗贵族的主要职能非军事化而多样化。这些跻身于贵族 行列的“新贵”们凭借自身的雄厚经济实力和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逐步改变着传统的以世俗贵族 为中心的“上层价值模式”，影响着英国社会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也为贵族阶级属性的演变准备 了条件，推动着英国社会朝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行进。